職場小故事大啟示

大型科技公司可能會擔心政府罰款和公關緊急情況，但其最大的問題可能是無法招聘和留住有才華的員工。一些備受矚目的離職者正在公開他們對公司的抱怨，同時大型科技公司對畢業生的吸引力正在減退。

例如在上月，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宣布她將離開谷歌(Google)，以專註她在AI Now Institute的工作（研究人工智慧的倫理影響）。2018年，她參與領導了谷歌兩萬多員工罷工抗議該公司對性騷擾事件的處理。今年4月，惠特克說她被告知，如果她想繼續留在谷歌，就得「放棄」AI Now Institute的工作。

本月，一份匿名的員工備忘錄在谷歌傳播開來。這份備忘錄題為「我不會在產假之後回到谷歌，原因如下」，指控了一位經理的歧視。

根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最近發布的一則基於與Facebook前招聘人員談話的報道，Facebook在去年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醜聞之後，一直很難爭取到畢業生入職（Facebook對此予以否認）。報道稱：「截至去年12月，Facebook向一流學校應屆畢業生提供的全職職位的接受率已從2017-2018學年的平均85%降至35%至55%之間。」報道還顯示，求職者從Facebook轉投其競爭對手（谷歌）或者愛彼迎(Airbnb)、Stripe和Lyft等新興公司的門下。報道指出這是求職者對道德和政治的擔憂所致，也與Facebook作為一個品牌在年輕人當中的重要性有關。

一些公司最初曾是勇敢奮鬥的初創企業，員工在公司里可以獲得自主權、創造力和影響力，現在這些公司已成為像政府一樣的全球官僚機構。筋疲力盡的千禧一代現在追求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長時間工作的文化（由那些免費的披薩推動）已經失去了吸引力。普華永道(PWC)估計，88%的千禧一代希望為價值觀與自己一致的公司工作。

前谷歌高級職員、現任奧米戴爾網路(Omidyar Network)技術與社會解決方案實驗室主任的薩拉•德林克沃特(Sarah Drinkwater)表示，一些科技公司在英國退歐投票和美國大選期間所扮演角色的曝光「揭示出許多有趣的問題。虛假信息，偏見，不平等。科技公司員工看到了所有這些事情之間的聯繫，並希望對此做些什麼」。

科技公司需要擔心嗎？德林克沃特表示：「以前，如果你想在一家數字公司工作，特別是一家全球公司，那麼只有少數公司可以選擇。但現在有很多選擇，包括Spotify或Monzo在內。此外，18歲至24歲的年輕人顯然正在追求工作中更多的使命感。使命感可以有多種定義，但通常歸結為具有高遠的視野和一種擁有個人影響力的感覺。由於員工基礎龐大，這兩點（在大型科技公司）都被稀釋了。如果科技公司員工不喜歡感到自己像是大型機器中的一個齒輪，那麼他們再也不必忍受這種感覺。」

雖然科技公司仍然待遇豐厚（根據Hired.com的數據顯示，全球科技公司平均薪酬為13.5萬美元），但科技公司對其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的扭曲影響越來越多地抵消了這種待遇。

最近被任命為愛彼迎歐洲、中東和非洲創意總監的愛德華•文斯(Edward Vince)表示：「錢永遠不夠。」文斯5年前去了美國，先是在蘋果(Apple)工作，然後在Facebook工作，如今已經回到了英國。「到了舊金山後，你很快意識到，提供給你的令人讚歎的薪水和生活方式有著巨大的成本，實際上要大打折扣，而且不會讓你以你想像的方式致富，特別是當你意識到生活成本的時候。我們去年在育兒方面花了4萬多美元。」

大型科技公司缺乏多樣性也是一個問題。「矽谷里是一種單一的文化。在你到辦公室之前，你經常不與任何人互動。你是全封閉的，不去體驗現實世界，但如果你在Facebook工作，你應該要為擁有25億用戶的社區服務。而你卻對現實沒有任何看法。我發現這真的很讓人擔憂。」

文斯曾為小型創意公司和他自己的工作室工作，他也難以接受這種文化。「你以為，你被聘用是因為你就是你。但你很快意識到，這一切只是因為你是個還不錯的選擇。他們從世界各地聘請所有這些令人驚嘆的創意人才，為的是讓他們帶來不同和多樣的觀點，然後又立即只想要你融入公司。」文斯還苦惱於公司里批判性思維的缺乏。「這裡的文化是『為人友善，不要批判』。你很少能找到對工作和公司本身提出批評的人。人們希望得到好的評價和豐厚的獎金。」

文斯可能身處於一種越來越強的趨勢之中。2019年5月，研究負責任的科技的英國智庫Doteveryone發布了《人、權力與技術：科技工作者的觀點》(People, Power and Technology: The Tech Workers』View)，這是對英國數字技術設計和開發人員的態度進行的首次深入研究。研究發現，這些工作者正在「呼籲結束這個快速前進、打破常規的時代」。

逾四分之一(28%)的英國科技工作者，曾目睹過關於某項他們認為可能對人類或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的技術的決策。其中近五分之一(18%)的人因此離開了所在公司。調查發現，科技工作者希望有更多的時間和資源來考慮他們的產品的影響。

管他們有這樣的擔憂，但大多數科技工作者仍相信科技是一種正向的力量。德林克沃特認為，在大型科技公司進行一些急需的改革時，員工可能成為一股關鍵力量。科技、人工智慧和數據等專業領域的專家擁有公共政策制定者可能沒有的獨特優勢。賦予這些人權利，讓他們能夠提出她所稱的「積極異議」，可能是留住他們的辦法。

德林克沃特表示：「科技工作者所處的位置能夠讓其很好地預見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及其細微之處，因為他們每天都與這些技術打交道。讓這些人參與理解科技的影響和開發解決方案，可能會在科技公司內部產生積極的影響。科技公司越來越接受這種觀點，他們知道自己需要幫助。」

德林克沃特是眾多轉向政府工作、智庫或更具包容性的科技企業的大型科技公司員工之一。她領導的奧米戴爾網路技術與社會解決方案實驗室既是投資基金，又是智庫和實驗室，旨在幫助「技術人員預防、減輕和糾正技術帶來的社會負面影響——並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積極影響」。

她之前是谷歌創業孵化器「倫敦學院」(Campus London)的負責人。她表示：「我曾與這些了不起的初創企業合作，但我也看到，資金往往流向相當同質化的一批公司。」

德林克沃特是否認為大型科技公司是邪惡的？「人們很容易對此產生相反的兩種觀點，但技術仍然可以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問題在於，有兩種相當極端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科技工作者是新型的銀行家，而另一種觀點則是科技工作者對他們正在開發的事物做出辯護，他們指出科技工具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功用。

「這種功用是驚人的。我曾參與谷歌地圖(Google Maps)的開發，至今仍為此感到自豪。沒有人能否認優步(Uber)的實用性。不過我相信還有第三條路，一條讓科技負責任、成為一種正向力量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