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小故事大啟示

注意力高度集中。戈恩就是這樣做的，因為他同時管理著兩家世界 500強公司。

我每個月都要從巴黎去東京，並且在那裡待上一兩周。在東京的那個星期，我要主持召開日產公司執行委員會會議、設計會議、產品決策會、投資會議以及董事會會議，所有重要會議都在這周舉行。我在雷諾公司的工作也一樣。我把做出的決定交給執行委員會，讓他們付諸實施。

各月的情況不盡相同。3月份我在美國待一周（我還是日產公司北美業務區的負責人），日本待一周，法國待兩周。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每月的第一個星期在巴黎，第三個星期在日本。

我在法國、日本和美國各有一位助理。他們都精通兩種語言:日語和英語或者法語和英語。我的助理負責篩選所有郵件和文件。我是個很挑剔的人。他們深知哪些問題是我感興趣的，而哪些問題應該轉交執行委員的其他成員。對於那些針對某個單獨議題而又不屬於業務例會的會議，我的要求很嚴格。會議時間最長不超過一個半小時。會上，一半時間用於提案演示，一半時間用於討論。

清晨是我思維最活躍的時候。我一般要求，我參加的第一個會議不能早於 8點。如果需要更多時間思考問題，我會早起。我通常在 6點鐘起床，不過如果睡眠時間不足 6小時，我就會沒精神。

同時承擔兩份工作的風險，是你有可能丟掉一些細節。我們的組織方式讓我仍然能夠與許多人接觸，所以我認為我的確能夠準確地了解實際情況。我也必須犧牲一些東西。當我以前在日本管理日產公司的時候，我曾經每個月拜訪一家經銷商，每兩三個月走訪一家生產廠。如今，我只能每半年拜訪一家經銷商，每年走訪一家生產廠。

和問題保持距離也很重要。我從不把工作帶回家。周末我會陪伴家人，和 4個孩子一起玩耍。周一，當我工作時，我可以隔著一些距離來看待問題。經過休整後，我變得更加精力充沛，也就能想出更好的主意。

當你感覺到有問題存在，但又無法清楚地認識這一問題，而且也想不出解決辦法時，壓力就會不斷增加。我們都是凡人。你要知道，我和大家一樣，也會感到痛苦、感到壓力，而且我也會有時差。由於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有些夜晚你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每個做類似工作的人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採訪者: Alex Taylor III

馬里薩·邁耶（Marissa Mayer）

谷歌公司（Google）搜索產品和用戶體驗部門副總裁

不要只是處理信息，而要以信息為樂。

我沒有被信息淹沒的感覺。實際上，我喜歡這樣。我用 Gmail處理私人郵件──每天大約 15至 20封，但我每天收到的工作郵件卻有七八百封之多，因此我需要一些速度非常快的東西。我使用的是一個名為 Pine的電子郵件程序，這是個基於 Linux系統的軟體，我從大學時就開始用了。這個簡單的純文本郵件編輯器有一個小得可憐的程序窗口，而且所有文字均以 Courier字體顯示。你可以直接登錄伺服器，因此你不會像使用客戶端程序 Outlook那樣遇見諸如「郵件正在下載」這樣的問題。我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的某個時間集中回複電子郵件，就像跑馬拉松賽似的。我會一連坐上 10到 14個小時處理電子郵件。我幾乎一直開著電視機或廣播。它們有時播新聞，有時播情景喜劇。實際上，我喜歡同時接收兩股信息。我想，我是 25至 35歲年齡段人群的典型代表，這一人群現在非常享受兩塊屏幕的生活。

我非常講求速度。以 TiVo錄像機為例，我覺得自己生命中有太多的時間用在看「請等待」的提示上了。我很喜歡手機，但接聽電話的時候總有一秒鐘的延遲:喂，喂？我是有個 BlackBerry掌上電腦。不過，因為我們整個辦公區都有無線網路，所以我上班的時候根本不用它。我更喜歡筆記本電腦，尤其是我現在有了一張 EVDO（一種無線寬頻標準）卡，幾乎可以隨時隨地上網。

我和筆記本電腦形影不離。現在，它就在我面前。我們公司有一股濃厚的筆記本電腦友好型企業文化。當你走入谷歌公司的會議室，你通常會看到人人面前都擺著一台打開的筆記本電腦。（董事長兼 CEO）埃里克 施密特（Eric Schmidt）很討厭有人坐在他身邊打字，所以我們建議，若是想在埃里克出席的會議上有一次美好經歷，千萬不要帶筆記本電腦入場。這可是個忠告。

為了時刻了解工作進展，我建立了一個名叫任務清單的小文件。對於每一個與我共事或互動的人，我都在這個文件中註明了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或者我希望他們實現的目標。這只不過是個純文本格式的文件而已。有了它，我可以在前一個晚上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妥當，比如「這 5項內容是要優先考慮的重點事項」。但是，在谷歌公司，情況瞬息萬變。今天早晨，我根據自己的想法做了一份工作清單，但現在我卻做著完全不同的工作。

我一直在想方設法更有效地利用時間。如果我在開車，我會給家人或朋友打個電話；在我排隊等候的空閑時間裡，我會抓起電話處理一些工作。

我的一天從上午 9點開始，所有會議大約在晚上 8點左右結束。隨後，我會待在辦公室里處理活動項目和電子郵件。我每天睡眠 4到 6個小時就足夠了。我每 4個月休假一周，以此來緩解壓力，放鬆心情。

我有一個助理，名叫帕蒂（Patty），她負責處理外來的電話，回複電子郵件和信件，並且解答人們的詢問。她非常善於安排日程。通常，我每周大約安排 70場會議，每天大約開會 10或 11個小時。周五帕蒂會讓我提前下班，時間在大約 6點左右，隨後我會去舊金山做些我感興趣的事。

可能的情況下，我會在每天 4點到 5點半坐在辦公桌前回答管轄範圍內出現的任何問題。我們在外面準備了一張碩大的簽到單。我們開玩笑說，應該準備一個熟食店用的記數器，然後喊:「68號進來！」不過，這裡有舒適的沙發、筆記本電腦電源，門外還安排了等候區。每天的來訪人數大約是 13個。他們有時向我展示一些實體模型或演示他們希望改進的想法，有時給我做一番關於他們手頭工作的提案演示，還有些時候他們只是來問我一些關於谷歌公司管理大局的問題。在這裡，任何事情都是公平透明的。所以如果他們問我:「我們為什麼要在開展業務？」我會盡量坦率地回答他們。

採訪者: David Kirkpatrick

霍華德·舒爾茨（Howard Schultz）

星巴克公司（Starbucks）董事長

早起，然後按心情而定，喝杯咖啡。

我清晨 5點至 5點半之間起床，第一件事通常是沖杯咖啡，至於什麼咖啡，要視我的心情而定，有可能是瑪其哈朵濃縮咖啡，也可能是在法國壓榨機上壓出的一種我們自己生產的印尼咖啡。隨後，我喝著咖啡，一邊瀏覽當天的 3份報紙──《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一邊聽語音信箱，那是對過去 24小時銷售業績的總結。25年來，這一切已經成了我的慣例。

星巴克的咖啡店遍布世界各地，因此每時每刻都有一些店在營業，同時我們還在以每天新開 5家店面的速度擴張。因此，我已經學會了如何利用時間。清晨，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歐洲。我會在家裡或者上班的路上打電話給希臘、西班牙或其他地區，向他們提出我的質疑，比如各種經營數字是否合理？或是向他們表示祝賀。這些私人談話非常重要。

我上班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閱讀簡報，這是關於我們當天工作安排的路線圖。我們的公司以日常管理為基礎。我對我們靈敏的反應感到自豪，這一切有賴於我們強大的信息流。白天我會把精力放在美國業務上，當然，到了晚上我會和亞洲方面交談。

我經常走訪我們的咖啡店，每周至少 25家。我也會去其他地方參觀，如家得寶（Home Depot）、Whole Foods、Crate& Barrel。我剛剛去過一家很不錯的（室內裝修）商店──東京的 Tokyu Hands，這是一家充滿樂趣而且極富吸引力的商店。我努力成為一塊海綿，極力吸取更多的養分。現在，我每 7個星期內就有一周時間在世界各地旅行。變得對我們越來越重要，這是我一直以來所倡導的。出差旅行非常辛苦，我 5天前剛從回來，至今還沒有擺脫當地氣候給我造成的影響。坐飛機的時候就是我的閱讀時間，我充分利用這段時間。我隨身攜帶一台由 GoodLink提供能量的 Treo掌上電腦，它能在世界各地工作。但是，我並不太熱衷於電子郵件，它就像根拐杖，妨礙了人際交流。實際上，除了經常能喝上一杯香濃的咖啡外，我也沒有什麼秘密武器、秘籍或訣竅。

採訪者: Andy Serwer

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

Pimco公司首席投資官

遠離喧囂。

我凌晨 4點半起床查看市場情況。我樓下有彭博（Bloomberg）財經信息、Telerate財經信息以及其他設備。彭博資訊最重要，你既能看到紐約某場最新演出的評論，也可以找到巴西里亞爾半個世紀的貨幣發展史。它能讓人獲得如此眾多的信息，真是太神奇了。總之，我查看了日本和歐洲市場的情況。我給自己準備些早餐，然後工作到 5:45，6點左右到辦公室。

頭一兩個小時是熟悉市場情況以及各種經濟數據公報。大量重要的宏觀數據，如國內生產總值（GDP）、失業人數以及其他就業統計數字通常在凌晨 5點半左右（太平洋時間）公布。這些因素會影響經濟增長和通脹率上漲，並進而影響債券價格。

對於一位組合投資經理而言，剔除干擾尤為重要。你必須把信息量精簡到最低水平。否則你就得整天閱讀不同的觀點。對於不想看的郵件，我不看也不回復。除了給我妻子打電話之外，我每天只打三四個電話。我沒有手機，也沒有 BlackBerry掌上電腦。我的座右銘是，我不想與外界聯絡，我希望與世隔絕。我坐在三樓一間可容納 70人的交易大廳的中央，從我們的辦公樓能夠俯瞰太平洋。我周圍有 6台顯示屏播放彭博資訊。在吸收消化了經濟公報和市場動態之後，我開始著手處理投資組合。Pimco管理著約 5,500億美元資金，我直接負責的資金約為 2,000億美元。我檢查由我管理的各種組合的狀況，並且決定其中某些部分是不是太多了，某些部分是不是不足，然後進行調整。

當然，有些日子實際交易量可能並不多。當管理著 2,000億美元資金時，我們需要市場其他部分能夠在數量上予以方便。如果某一天沒有太多令人興奮的事情，這一天的工作能力就像是受到了遏制。因此，如果你是一隻趴在牆上的蒼蠅，你就會看到，我只是坐在那裡，瀏覽屏幕，研究不同債券或貨幣之間的關係。有很多沉悶的停工期。局外人看了可能會問:「他究竟在搞什麼名堂，竟然能掙這麼多錢？」但這個行業就是這樣。

對我而言，一天中最重要的時間並不在交易大廳。每天早晨 8點半，我起身離開辦公桌，去馬路對面的俱樂部健身。從 8點半到 10點，我在那裡用一個半小時左右練習瑜珈、健身。過去 30年里，只有兩三次有人穿過馬路跑來告訴我趕快回辦公室。其中一次是 1987年崩盤。大家都知道，這裡是我的天堂。我的一些最好的想法實際上就是當我倒立練瑜珈時想出來的。我離開辦公室，離開喧囂的環境，離開彭博資訊的大屏幕──還有呢，倒立也增加了大腦的血流量。在做了約 45分鐘的自行車練習以及 10或 15分鐘的瑜珈之後，靈光就會突然閃現。我把這一個半小時視為一天中最寶貴的時間。

採訪者: Jon Birger

溫頓·馬薩利斯（Wynton Marsalis）

林肯中心爵士樂團（Jazz at Lincoln Center）藝術總監

競爭，但不要有怨恨。

你不要指望讓小號手和音樂家成為你主要的業務決策人。我不可能一邊從事這項工作，一邊作曲、為演出季做策劃，同時還要指揮樂隊。實際上，我讓大家各司其職。因此，當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大家都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不過我參與了每項工作。

我從未發過電子郵件。我有電腦，但從未打開過。我是有部手機，但我剛剛學會如何寫簡訊。我要麼把所有事情草草記下來，要麼口述給下屬，然後由他們輸入。

除了演出和作曲外，我還有許多其他工作要做，比如演講和籌款，但所有工作都是為了爵士樂。即便我談論的是美國文化或美國人民，其實還是和爵士樂有關。所以，歸根到底還是和我的專長相聯繫。我真的算不上井井有條。對我而言，原則就是「無論什麼時候，只管去做事」。我很依賴我的團隊。目前，我們正在就巴錫 （Count Basie）的音樂編寫劇本，為年輕人準備一場音樂會。中心主任菲爾?沙普（Phil Schaap）負責該劇的歷史部分。我負責解釋音樂，如即興重複段、換音點、呼應、管弦樂、短和弦等，這些都是我教過千百遍的內容。我們聚集在一起，暢所欲言，提煉要點，然後再逐一修改。

從管理林肯中心爵士樂團（Lincoln Center Orchestra）的角度來看，我們都是爵士樂這個統一體的組成部分。我們的工作就是營造寬鬆的氛圍，這也是音樂所傳達的內容之一。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是爵士樂手，因此這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天性。這裡也總有壓力。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對付壓力。如果工作中沒有了壓力，你就不會認真對待你手頭的工作。

但是，這裡當然也有溫暖和親情。我們互相競爭，我們奮鬥，但我們很少心存怨恨。音樂是一種即興創作，它是在與人交往的時刻激發出的新事物。能在最佳狀態下創作的人並不多。要想完美地演奏爵士樂，就得練習、練習、再練習。對此我是一絲不苟的。我們反覆排練，而且所有人都得參加。如果你演奏得不好，就得走人。

我現在的確很容易發火。如果樂隊的年輕成員不練習，不能很好地演出，我會狠狠地罵他們。但我並不是反覆無常的人。我們擁有相同的認知體系、相同的音樂和相互間的愛。這是一種自然流露。採訪者: Ellen McGirt

雷富禮（A.G. Lafley）

寶潔公司（Procter& Gamble）董事長、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休息一會兒，即使是在周日晚上加班的時候。

我已經學會了如何調控我的精力。過去我只注意如何管理自己的時間。我早晨 5點到 5點半之間起床。我先鍛煉，然後在 6點半到 7點之間到辦公室，接下來一直埋頭工作，直到晚上 7點，下班回家後我會與妻子瑪格麗特（Margaret）小憩片刻，之後再投入工作。我每天就是埋頭苦幹。

在我接受這份工作的第一年，每個周六和周日早晨我都要工作。現在，我集中精力工作一個小時或一個半小時。然後，我會休息一會兒，四處走走，和大家聊聊天。休整的時間大約是 5至 15分鐘。這就好像運動員的間歇訓練。

我從為寶潔公司管理人員舉辦的一個所謂 「公司運動員」的活動中學到了這些。我參加了那個為期兩天的項目，在活動中我還學會了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過去，我幾乎不吃早餐。現在我要喝一杯 V-8果汁，吃半個百吉餅，喝一杯酸奶。而且我一天吃五六頓。這是為了控制血糖水平。你可不希望自己的血糖水平忽高忽低。

「公司運動員」項目的另一項內容是有關精神方面的，也就是讓你做到心平氣和。我正在學習沉思。我有 60%的時間在出差，每當這時，我發現晚上在酒店房間里靜思 5分鐘、10分鐘或 15分鐘的效果，與健身鍛煉一樣好。總的來說，我覺得比以前更了解自己了。這一切有助於讓我在巨大的壓力下保持冷靜。

保持冷靜的關鍵是把海量信息最小化。我記不得最後一次寫備忘錄是什麼時候了。我在信箋上大致做些記錄，然後用我的 BlackBerry向外發送一段或是更少的內容。其實我更喜歡與人交談。正因為如此，我的辦公室以及整個高級經理辦公區是開放式的。CEO辦公室通常不是什麼溫馨好客的地方，但大家覺得自己可以來這裡和我談談。我們配備了模樣滑稽的粉紅色和淡黃綠色的椅子，坐墊和靠背都是軟的，框架是鍍鉻金屬制的。

我周末仍然加班，但不像以前那麼拚命了。周日晚上，我會和（人力資源部負責人）狄克 安東尼（Dick Antoine）談談我們的領導力開發計劃，要麼在他家，要麼在我家，或者是打個電話。我擔任 CEO後沒多久，我們就開始了這項工作，因為我知道自己能夠為公司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幫助下一代領導人做到最好。

採訪者: Patricia Sellers

埃米·舒爾曼（Amy W. Schulman）

DLA Piper Rudnick Gray Cary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做一個有強制力、有條理的人，同時要知人善任。

許多成功女性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她們極有自制力、格外有條理，而且紮實肯干。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特點又成了障礙。我覺得男性在管理過程中一般不會事無巨細，這樣比較好。控制欲太強是很難成功的，因為如果你緊盯著某些事情，就很容易鑽牛角尖。把任務分派給其他人，尤其是派給合適的人選，是一種解放。我百分之百地信任團隊中的每個成員。要記住，我花了 10年時間才組建起這支隊伍。

現在我有兩個助理，一人從早晨 7點工作到下午 4點，另一人從 4點工作到午夜。我早晨 5點到 6點之間起床，8點左右趕在有電話打來之前到辦公室。只要不出差（我有約一半的時間在出差），我會盡量在 7點半到家。晚上我通常處理電子郵件，直到午夜。

我每天會收到大約 600封電子郵件。我會立即把它們分為 4類。第一類郵件是需要我轉發給其他人的；第二類是其他人提供給我的信息，我提出指導意見後再轉發給其他人；第三類是可以晚些時候在飛機上閱讀的；最後一類則需要我立即回復。

由於手機信號不太穩定，所以我通常帶兩部手機。我自己判定，哪家服務商在這裡的信號最好，而哪家服務商在那裡最好。有時我覺得這麼做有些瘋狂。

我不開手機。我經常要麼在開會，要麼在會見客戶，所以我不希望別人以為他們能夠打我的手機找到我，除非是緊急情況。如果你正在與 CEO或證人會面，你就不能開手機。集中精力處理手頭的問題的確非常重要。談話是有節奏的，而你必須尊重這種節奏。當人們感到自己的談話會被打斷時，會變得焦躁不安。一名優秀的律師除了能夠想出問題的解決方案之外，還應該是位悉心的傾聽者。你絕不能一心二意。

起初，BlackBerry掌上電腦對我的家庭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干擾。但是，我的家人漸漸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如果能處理電子郵件，我會變得更放鬆。我一般很少在吃飯的時候看電子郵件，而且我也盡量不在電影院里查看郵件。

我所認識的有 BlackBerry的人，都有過把它掉進馬桶的經歷。我的故事則發生在飛越美國上空的時候。有一次衛生間里的指示燈亮了:「不許丟棄異物」。我想，「天哪，那是通向機艙的。」我跑去告訴空姐:「實在抱歉，我的 BlackBerry掉進馬桶了。」我想這種事情肯定發生過不止一次，她說:「好吧，你要手套嗎，你可以把它夠出來？」我喜歡我的 BlackBerry，但我絕不會為了找到它而把手伸進髒兮兮的飛機馬桶里。我想:「上帝啊，難道真有人戴上手套去找它嗎？」

採訪者: Roger Parloff

王薇薇（Vera Wang）

Vera Wang Group首席執行官

從日常事務中擺脫出來。

我的卧室就是我的聖殿。它就像個避難所，我在這兒完成了大量設計工作，至少是想出了概念。我徹底放鬆地躺在床上，要麼看書來獲取靈感，要麼只是躺著冥想。工作人員把材料送到家裡，我經常閱讀到深夜，也只有這個時候不會有 7個人同時來找我。比起我處理日常工作時的情況，這時我能更加平靜地思考問題。而我的日常工作基本上就是整天在辦公室里解決問題。

要想同時扮演好商人和創意人員這兩個角色，絕非易事。你必須有條理，公關部的人需要我處理公關問題，特許經營部的人需要我去解決特許證的發放問題，婚慶部的人需要我安排婚禮方面的事宜。我還得優先考慮即將舉行的時裝展覽。時裝展的規模越來越大，需要解決的問題也越來越多。

我討厭電話。所有的事情都是找我的，而我總是盡量給予回復，但有些時候電話接二連三，以至於我只能疲於奔命地接聽電話，別的什麼也幹不了。我讓助理 P.J.問清楚，打電話的人是否要在 3分鐘內得到答案，是不是能再等兩天，是不是可以等我打給他們。現在，如果我使用電子郵件的話，就得承擔更多責任，因此我有可能會穿著一件白色夾克出現在貝爾維尤。

我的員工隨時都能找到我。作為一個老闆，我容易接近。這是很大的差別。我是 CEO，而不是 COO，但我有時仍然得擔當一些 COO的角色，解決無數可能出現的問題:安撫不滿的客戶，與想要離職的員工談心，或是重新談判。這些事務和創造性工作一樣都很棘手。而這正是掌管一家創意公司所面臨的挑戰。

採訪者: Jia Lynn Yang

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

亞利桑那州共和党參議員

這是一場彈子機遊戲，而你就是彈子球。

最困難的事莫過於決定先做什麼後做什麼。今天早晨，我們藉助遠程通訊召開了一次委員會會議。現在，我要去處理有線電視的節目點播問題。我不明白，森城的某個寡婦為什麼要花錢開通她根本就不想開通的 ESPN。同時，我還得趕去軍事委員會（Armed Services Committee），因為我們捲入了一起我認為是與 C-130運輸機有關的醜聞。接下來，我要和商會主席湯姆?多納休（Tom Donahue）會面，他正與我一起處理移民問題。晚些時候，我還要和一個遊說改革團體的成員會面。然後，要見一位國會議員，幫他解決一些事情。關鍵是你得判斷哪個問題最重要，需要重點處理。事情的輕重緩急取決於選民意願，如今我大多憑直覺來決定。我在這一行已經干很久了。

我閱讀電子郵件，但我從不寫郵件。我是個遠離文明的人，我甚至不會打字。我也掌握了一些上網的基礎知識，能看看《紐約時報》網路版這樣的東西。我沒有筆記本電腦，也沒有 PalmPilot掌上電腦。相比之下，我更喜歡把日程寫在便簽上，並把它們放在夾克衫的口袋裡。但是，我的妻子卻無所不能。如果想要什麼東西，我就讓她幫我去做。她簡直是個天才。她甚至能幫我辦理登機手續，現在大家都能做了。當我們去看電影時，她還可以提前拿到電影票。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我最寶貴的資源就是馬克?索爾特（Mark Salter），他既是我的總顧問，也是我的寫作搭檔。我們共事 17年。我無法想像我的職業生涯中沒有他會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一起撰寫書稿或演講稿，他會在下午或晚上拿著錄音機到我辦公室。我們一起討論提綱，然後逐步細化，最後再完成所有細節。大部分內容由他撰寫，然後我們再一起檢查。

我們的合作天衣無縫，他幹了大部分工作。他很了不起。有一次，我在參議院發表演講，總結大家對虐俘修正案的辯論。當時整個參議院鴉雀無聲，這種場面是前所未有的。而這篇演講稿正是我們二人合寫的。

我放手讓下屬處理那些我認為他們能夠勝任的工作，在亞利桑那更是如此。我們聘請了一些才華橫溢、經驗豐富的人來解決與選民有關的事宜。民眾並不在乎是由我本人親自參與，還是找一個比我更聰明的人來處理事務。但是，如果某件事非常重要，需要我認真對待，如移民問題（「9 11」事件之後這一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那我就會全力以赴。

至於是否做周日節目，我們會根據不同情況做出決定，如果節目能把我的觀點或見解傳播出去就參加。我想再做一次喬恩?斯圖爾特（Jon Stewart）的節目，另外還有《柯爾伯特報告》（The Colbert Report）。這些都是不錯的節目，我對它們的觀眾很感興趣。

在政治上，也會有失利的時候。我會火冒三丈。真的非常氣憤！我對上帝發誓，我絕不會再被他們打敗。我不喜歡認輸。2000年總統候選人競選結束後，我至少有 10天時間是在自哀自憐中度過的，不過從許多方面來看，這也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經歷。它真的很有趣。是一種解脫。隨後我從中清醒過來，並且說該是重新開始的時候了。你所代表的民眾不希望你這樣下去。你仍然是他們的參議員。另外，美國不喜歡脆弱的失敗者。我也不會因此而懷恨在心。那完全是浪費時間。有什麼意義呢？坦白地說，取得成功才是最痛快淋漓的報復。

採訪者: Ellen McGirt

簡·弗里德曼（Jane Friedman）

哈潑-柯林斯公司（HarperCollins）首席執行官

以開放的心態對待「不速之客」。

真的，我必須承認:我是個電子郵件狂。它讓我即使不在辦公室也能與工作時刻保持聯繫。早晨起來，我先瀏覽報紙，然後用大約一小時的時間處理電子郵件。我中午通常得外出就餐，但我很討厭這樣做。我寧願趴在辦公桌上，一邊吃午餐，一邊在會議間隙瀏覽電子郵件。我大約在下午 6點結束一天的工作，但晚上我會參加兩三個聚會。公司里最重要的人物莫過於作家了，如果 CEO能夠出現在他們的活動中，他們會感激不盡。聚會間隙，我會用 BlackBerry掌上電腦查閱電子郵件。我會做些回復，但我還是不知道如何在 BlackBerry上設置郵件。我並不喜歡我的 BlackBerry，但它卻能讓我與工作保持聯繫。無論多晚回家（通常已是深夜），我至少還會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處理郵件。我經常還同時收看重播的電視劇《法律與秩序》（Law& Order）。

我有個嗜好，就是閱讀所有的電子郵件。大多數人對郵件是刪除、刪除、再刪除，但我不這樣。除了很明顯的垃圾郵件之外，我會閱讀收到的所有郵件，甚至包括那些主動投稿。我不會從頭讀到尾，但我一般會讀說明信，有時我會感到這個人談的東西有點內容。我曾收到過一個 12歲的女孩的來信，寫得棒極了，我把它轉發給了兒童讀物部門，現在他們正準備出版她的書，書名叫作《雪鳥》（Snowbird）。

採訪者: Devin Leonard

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

芝加哥聯邦上訴法院第七巡迴審判庭法官

尋找最有效的交流方式。

我對於數字革命的看法是，它能減少信息轉移的成本。我的工作主要是腦力勞動，而不太需要人際交往，因此對於像我這樣的人而言，其影響完全是積極的。老式的、傳統的信息收集、交流和處理方法非常落後。數字革命讓我可以在家裡辦公。

我來這兒之前，與紐約大學（NYU）的一位政治理論家共進了午餐，這是一次非常有價值的談話。對他而言，要想表達對我的著作的看法，談話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只是在我的工作中，這種面對面的交流相對較少，就連聲音對聲音的也不多。我幾乎不在電話里與人交談。

我對電子郵件的依賴程度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就連在外過夜也得帶上筆記本電腦。我甚至不能代之以 BlackBerry掌上電腦，因為我的許多文件都有大量附件。因此我到哪兒都帶著筆記本電腦。有了電子郵件，你就有了壓迫感，尤其是在周一。但這種代價實在微不足道。

我一般在 7點 45分起床，大約 9點半到 10點之間到辦公室。我在午餐後回家，除了吃晚餐，我從下午一直工作到晚上 11點半左右。我忙著寫審判依據，撰寫書稿，寫博客，或者做些其他事情。

法庭開庭的時候，我們每天聽審 6起案件，現場坐著由 3位法官組成的審判組，我們把案件平分，每個法官負責寫兩份審判依據。我通常在聽完辯論的當晚寫好兩份審判依據初稿。因此，我有大約 4個小時來寫兩份審判依據。我的寫作速度很快。我一晚上能寫二三十頁文稿。之後我會進行修改，但我發現更有效的做法是做一些記號，指出在哪些地方還需思考，還需做哪些研究，等等。

採訪者: Roger Parloff

漢克·鮑爾森（Hank Paulson）

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無時無刻不在用電話工作。

我從來沒用過電子郵件，但我卻對語音郵件推崇備至。我每天要處理幾百封語音郵件，而且我會立即回復每個電話，無論對方是客戶還是公司員工。這樣做有利有弊。我沒時間和人閑聊。偶爾有些難纏的人打來電話，我就把他們轉給我的助理朱莉（Julie）。但是，朱莉從不幫我篩選語音郵件。高盛公司的人必須能夠聯絡到我，客戶也必須能夠聯絡到我。

我一直在花大量的時間打電話。甚至在上世紀 80年代，手機還是個新鮮玩意兒的時候，我就開始用了。當時，我還在芝加哥，我一邊拿著磚塊一樣的摩托羅拉手機打電話，一邊走出火車站，直奔辦公室。今年聖誕節，我和妻子溫蒂（Wendy）、女兒阿曼達（Amanda）和女婿一起在智利徒步旅行了 10天，在此期間，女兒給我拍下了許多拿著大個兒的衛星電話通話的照片。

今年 1月回到辦公室上班的第一個星期里，我總共給 60位 CEO打了電話，祝他們新年快樂。我以前從未這樣做過，不過這種做法棒極了。我問了他們公司的發展情況，以及他們與高盛公司的關係。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用於培養高盛公司的職員和企業文化，我們必須成為本行業最優秀的僱主。因此，我抽出時間去商學院，並且親自主持招聘工作。去年，我們開了一個董事長論壇，目的是提高人們對商業判斷力的重要性的認識。我講了不下 25節課，高盛公司在亞洲、歐洲和美國的 1,200名總經理都聽了我的課。這就是在構建公司文化。

公司 40%的收入來自美國以外的市場，因此我經常出差。出差的時候我總要抽出時間鍛煉身體。我每次去的時候（16年來，我去過大約 70次），都乘坐早晨 6點到達的航班，這也是飛機著陸的最早時間。我一入住酒店，就直接去健身房踩單車。隨後，從 8點開始，我連續工作，直到晚上 9點。第二天日程照舊。我會確保在晚上離開，這樣我就能在第二天一大早回到紐約的辦公室上班。

我向來非常講求效率，而且很有規律。如果我設商務晚宴，大家都知道宴會 6點半開始，8點半結束。當我在紐約家裡時，我 10點睡覺。凌晨 5點半起床，並爭取每周鍛煉四五次。我每周在中央公園跑一兩次步，每次 4英里。我以前 7分鐘跑一英里，現在改為 8分半到 9分鐘。

採訪者: Patricia Sellers

（譯者:蕭艾）